图：曾经记录了几代人光荣和梦想的长影老厂
长影改革的标本意义
2005，注定是个特殊的年份，既是中国电影百年，也是长春电影制片厂60周年。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在这个节点上不可避免地被放在了聚光灯下。
“远去的长影”和“永远的长影”，同是老一代长影人，却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针尖对麦芒。期待、埋怨、振奋、诘难、坚决、怀念、委屈，众人众相，百感交集。长影改革悄行了8年，如同一缸酝酿中的酒，被突然打开了盖子，夹杂了太多的滋味，也夹杂了太多的感情。
从外表看，长影的现状充满复杂和矛盾：一方面，曾经热闹非凡的长影老厂区此时显得一片破败，摄影棚拆了，拍摄道具杂陈闲置……另一方面，通过土地置换开发的长影世纪城崭新出炉，隐现长影新枝重发的前景，而整个电影厂的电影制作模式也发生根本变化……
这一切的发生偶然似又必然。
要解决沉淀了数十年的各类矛盾，要衔接和跨越两个迥异的经济模式，要兼顾国有大电影厂的经济效益和政治要求，长影的改革注定是一次艰难的改革，同时也注定是一个有重要标本意义的改革。虽然改革成败尚无定论，但梳理和展现这个改革的过程，对长影自身，乃至对整个电影行业，无疑是有意义的。
“不改革，长影将死于1998年10月”
1998年春节，长影主楼门口挂的春联，用了蒲松龄的落第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当时长影厂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加起来，正好差不多三千人，有人玩笑说，老厂就是这么被吞了。
这就是长影改革的执行者———厂长赵国光上任时的情景。他于1997年9月28日上任，吉林省委常委会作的决定。
当时长影的院子里满目荒草，有的甚至长到了2米多高，这在长春市区较罕见。再往里走，曾经是长影人特别骄傲的象征———小白楼，一个凝聚了光荣回忆的地方，曾经住满了全中国最有名的演员、导演和编剧———此时已经荒废了；而风光了几十年的摄影棚，也已经残破不堪……
难以现象，这里曾是那么辉煌——这里出过陈强、葛存壮、于蓝、田华、郭振清、姜黎黎……曾接待过国家领导人和外宾的“摇篮宫”，摆满了历届华表奖、百花奖的奖杯……创造了那么多中国电影之最，得奖最多、产量最多、培养的著名演员最多、电影经典歌曲最多、上缴财政利润最多……
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长影的神圣光环开始黯淡，从1991年开始，长影在中国国产影片整体下滑的背景下，以每年平均500万亏损的速度，累积到1997年之前的3000万亏损极限。一个老艺术家曾经估计，如果不改革，仍旧残喘，长影可以捱到的最后期限是1998年10月。
时任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吉炳轩写了两条横幅赠予赵国光，其一是“居下流”，其二是“奉”。前者出自老子“居下流方能纳百川，纳百川才能成江海”。赵国光分析说：“吉部长当时的意思一是不要看长影这个地方残破，但能做大事。奉就是要奉献。既有鼓励也有要求。”
来长影前，赵国光是吉林省广电厅副厅长、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曾任吉林日报副总编。赵国光在电台被人们看好，因为他几年内把电台的广告收入从200万弄到1000万。
1997年，他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种思路》，他的“另一种思路”是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企业经营者的选择。这篇文章，被当时吉林省的一位领导看到了，作了长长的批示，并以省里的文件形式下发。这篇文章让大家对赵国光留下了“研究国企有心得”的印象。
1997年，赵国光尚在电台台长任上，一次在饭桌上碰到了长影演员剧团团长宫喜斌。宫喜斌一声沉重叹息，说“现在神仙来了也救不了长影”。
赵国光自然不是神仙，但省委看中了他。
第一刀，切向体制
1998年4月，吉林省委主要领导一连3次到长影开座谈会，确定了长影改革的基本思路：赔钱的片子不拍；处理好大奖与大众的关系；长影必须走集团化、公司化、产业化的道路。
省委领导想得很周到，考虑到长影的人员安置，当场拍板———长影全员参加社会保险；下岗分流1000人；给长影在电视台开设一个电影频道；三年内税费全免；给予长影3年3000万的贴息贷款。
吉林省委发出《长影厂改革发展座谈会纪要》的文件后，赵国光主动请分管长影改革的副省长全哲洙来长影看电影。名义上是请看电影，打的算盘是继续向省里要扶植政策，也想要些优惠。
坐在长影的小会议室里，全哲洙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国光，你承不承认长影的性质不再是事业单位而是企业？你承不承认长影必须面向市场？承认了，我们就一起往前走。不承认，那我以后来长影就是看看电影就走了。”
全哲洙话里的含义是，长影的改革必须进行体制上的根本变革，改革的各个步骤要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电影厂是企业，电影是商品。”
这在当时算是超前的：1998年，广电总局的电影局还叫做电影事业管理局，整个电影行业都还在争论电影厂到底应该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还不能完全肯定电影究竟是不是商品。
长影的改革的切入点是体制。这一刀下去，长影的改革由此破题。
3000多长影人开始投身到这场从未有过的大变革中，都成其中演员，他们心态的复杂不亚于长影改革本身。
这种复杂心态的根源是，改革必定会触动每个人利益关系，并最终影响到整个利益格局。
图：长影世纪城内的鹰神山刚刚竣工
“非典”———非典型性国企病
长影改革比一般国企改革还要复杂———曾经辉煌但也隐含矛盾，历史功绩多但也背负了沉重包袱，计划经济色彩浓厚，事业企业不分，又是一个“文化人扎堆”的地方。有人开玩笑说，长影患的是“非典”———非典型性国企病。
这样的改革步骤上没有先来后到，没有可供借鉴的模式，各个方面的改革几乎要同时迈开步伐。
长影推进了产权制度的变革。长影成立集团和有限责任公司，原来的洗印车间、美术片车间、译制片车间、交响乐团全变成了股份制公司……
国企办社会曾经是那个时代的通病。一个电影厂，却拥有着托儿所、子弟学校、医务所、供暖厂、食堂、车队……“就缺火葬场了”。
剥离社会性质的附属物是长影改革必然的部分，但谁也没想到这里的阻力之大。
长影的子弟学校是长影艺术人才的摇篮，但学校经费紧张，老师待遇不好，按改革要求，学校应该剥离交给社会。老师愿意，但地方不接，他们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日子——教师节向当时任吉林省省长的洪虎“要说法”。
那天他们摸索着找到省长的住处，看到洪虎，突然齐刷刷地跪在地上，洪虎连忙上前把大家搀扶起来，得知他们身份后说：“今天是教师节。我本来要给大家祝贺的，千万不要这样。”洪虎仔细听完他们的申诉，想了想说，我今天要到中央开会，一周内回来。一周后，你们派代表来和我谈。
洪虎说话算话，一周后果然接见了长影子弟学校教师代表，并几次参加了解决长影子弟学校问题的协调会，促使该问题在当年圆满解决。
但是长影改革的许多问题，并不是都有碰到省长帮忙这么幸运。
改革比搬动水缸不知复杂多少倍
长影的异地再造，是长影8年改革的核心。这个设想的出现和三个人有关：李岚清、薄熙来、祝业精。
199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孙耀庭的陪同下到长影视察。道具库中存放着几千件各种各样的道具，兴致勃勃的李岚清玩笑说：“可真全，历代的挖耳勺有吗？”孙耀庭接过话头：“长影厂的道具这么丰富，游人这么多，是不是可以考虑建设一个电影艺术博物馆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同是这一年，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来长影参观。参观后，薄熙来的一句话通过别人传到了赵国光的耳朵里：“真没有想到，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影厂现在这么破烂不堪。”
也是在这年，长春市副市长祝业精带着长影的副厂长刘丽娟到长春经济开发区看了一块地，祝业精的意思，以优惠的价格把一大块地给长影，建设一个东方好莱坞式的新长影。
三个领导从不同角度给长影改革点出了新思路：把电影老厂区，利用其“旧”，设立电影艺术博物馆；异地再造“长影世纪城”，用旅游副业反哺主业。
这个设想得到了吉林省的支持。长影拿出位于市区的28公顷土地中的20公顷交给长春市土地局，由土地局招标出售。长影售地所得3个亿，再贷款3个亿，用这6个亿(对外宣称15亿)在经济开发区换回100公顷土地并投资兴建长影世纪城。
“中国是个搬动水缸也会流血的地方。”长影的改革深深触动每个长影人的观念和利益。
听说长影要卖地，立刻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指责长影败家，香港某报大字标题是《中共长影卖厂求存》；部分职工因为对此不理解，开始上访。但长影的领导层没有受干扰，土地置换有如驶入河道的航船，没有停驶。
但感情上，大多数人对老厂区是心疼的：土地局卖出地后，组织拆房公司到老厂区拆房。几天工夫，长影后院一片废墟。有人叹息，有人流泪，连那些支持土地置换的人也禁不住难过，这毕竟是记录过光荣和梦想的土地，改革是真实的，但感情也是真实的。
对长影的改革，中央高层非常关注。长影被确定为国家级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也被省里列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重点扶持单位。
到了2003年，长影人员分流的改革计划也紧迫地提上日程。这是东北所有国企改革中最敏感的部分。一句话，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
2003年以来，为制定长影人员分流的方案，吉林省拿出了“超规格”的阵营———吉林省委副书记全哲洙亲自主持座谈会多达20多次；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邓凯亲自到长影召开动员大会；现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马俊清亲自处理改革过程中少数人的上访……
长影职工代表大会最后以90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人员分流方案。2005年初，1300名端着“铁饭碗”的长影职工开始分流，300人重新竞争上岗，50人成为准自由职业者，417人给予补偿解除劳动关系，580人提前退养……
此项改革措施，彻底砸烂了演艺人员的铁饭碗，由于补偿标准和个人恩怨等复杂因素，长影的领导层遭到了部分职工的责难，也引起了一定程度上波折。“长痛不如短痛，这关过了，长影才能说具备了发展的可能。”长影的领导层很坚决。
对于长影传统的两种看法
“远去的长影”和“永远的长影”，同是老一代长影人，却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针尖对麦芒。焦点问题是：如何看待长影的传统和将来。
长影的知名老导演常彦、李华就对长影老厂区的消失感到焦虑，长影厂大院里曾经异常茂盛的松林，在他们还是一名共青团员时亲手栽植。红旗街的长影老厂区，每拆一间房，每推一道墙，每挖一棵树，都会带来一批老艺术家内心深处强烈的失落和难过，难道重塑长影的辉煌一定要异地而生吗？
同样是长影老编剧的肖尹宪却认为：“难道长影的地皮就代表着长影？难道长影的树就代表着长影？难道长影破烂不堪的房子就代表着长影？长影在历史上也几度搬迁，但长影还是长影，并没有消失。”
有人质疑，如果把造长影世纪城的6亿元投资砸在拍摄影片上，长影难道不能重塑光荣吗？
长影世纪城的项目总指挥刘丽娟有她的说法：“这是不顾电影市场风险和脱离实际的指责，别的不说，你跟人家说要拍电影，你是老体制，谁放心给你几个亿资金？”
一个老制片主任斥责：没有了自己的编剧、没有了自己的导演、没有了自己的演员的电影厂还是电影厂吗？不独立拍电影的电影厂还是电影厂吗？
长影的领导层认为，长影从2000年开始，就推行了准独立制片人制度，把电影制片的利益和风险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副厂长韩志君第一个以准独立制片人的名义拍摄了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美丽的白银那》。
进入1990年代，电影市场滑坡，电影产量也下滑。因为确定赔钱的片子不拍，但是作为电影厂又不能不拍电影，品牌也必须支撑下去。所以，长影的电影投资一度十分谨慎。2000年只拍摄5部影片。在这样一个产量上徘徊了几年。
2004年，长影成立两个影视公司，要求以电影创作为主，自筹资金、自选题材、自主发行。长影在这一年拍摄了13部电影。《灿烂的季节》、《七品知县卖红薯》分别获得第十届华表奖。
赵国光承诺：“谁说我们不拍电影？在解决了长影的生存问题后，我们的主要精力将放在电影主业上。”
也有长影职工认为，长影最终能拍出什么样的片子，还是要市场说了算。
雷区已过，硝烟未尽
“这场改革就像一场战争，雷区趟过了，但是硝烟还未散尽。”赵国光话中有话。
在老长区：大片的厂房已经消失，门前的松林杂草丛生，曾经的院墙已是残垣断壁，小白楼隐匿在工地的围档中……建于伪满时期，刻有“康德六年定础”的长影老主楼，《甲午风云》、《平原游击队》、《董存瑞》、《上甘岭》、《白毛女》的大幅黑白电影剧照醒目地挂在过道的墙上。
在长影世纪城：十多座具现代感和童话色彩的几何建筑群体次第矗立，火山爆发、鹰神山、飞龙宫、密林古堡……米黄、碧蓝、赭红等活泼的色彩，看起来很鲜艳。
长影世纪城首期占地30万平方米，已于2003年4月动工。目前激光悬浮电影、球幕动感电影、4D电影、水幕电影等14个主打节目已经进入调试阶段，其中包括一个在高18米、宽25米的银幕上放映的巨幕电影，预计于今年5月29日正式投入运营。
刘丽娟说：“年接待游客可达到80万－120万人次。仅按128元门票计算，世纪城的经济效益已是一个奇迹。把再多的马车连在一起，终究成不了一列火车。影视拍摄制作、后电影产品开发向旅游延伸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还有不到一个月，这里就要开放了。”
花白头发的老编剧肖尹宪，谈起长影的改革有自己的看法：“看长影的改革应该有三条标准，改革后，长影是否能拍出和历史上一样辉煌的影片；厂里职工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长影的创作能力是否扩大了。但我相信，新的长影终究将走向辉煌。”
4月的长春，乍暖还寒。长影老厂门口的红旗街，古老的有轨电车日复一日轰轰驶过，行道树的枝头正在孕育新芽。
赵国光访谈
记者：长影的改革现在存在争议，你怎么看待？
赵国光：长影改革工作比一般国企改革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因为长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事业类型的国有企业。计划经济为她留下了满身疾病，既有事业体制病，又有国有企业病，又是一个文化人、艺术家集中的单位。她患了非典型性国企病。有的同志认为长影“神仙也治不了”，预测到1998年10月长影寿终。
记者：长影的改革经历的时间已经8年，能否简单总结一下这8年到底做了什么？
赵国光：第一，在体制上，实现了由事业向企业的彻底转变。由1998年正式把长影注册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始，到2004年用工制度的改革，长影彻底地告别了事业体制，走上了企业化产业化的道路。
第二，在产权上，改变了国有独资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结构。各车间、各经营单位组建了产权多元的有限公司，自负盈亏，独立经营。扭转了严重亏损的局面。
第三，在产业结构上，改变了单一制片的局面，构建了大电影产业链。制片业为龙头，向电视业、旅游业、发行发映业拓展和延伸。电影频道的开播，长影电影发行院线的建立，长影世纪城的建设，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
第四，在社会保障上，长影全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使得企业负担减轻，员工老有所养。
第五，在剥离企业办社会上，已经全部完成。
第六，在制片机制上，嫁接了民营公司经营的机制，改变了“用别人的钱，拍别人的戏”、“个人赚钱，企业亏损”的局面，制片人承担利益和风险，有压力也有动力。去年设立的长影一、二公司就是这方面的尝试。
第七，在电影产业开发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建设了长影世纪城。这是电影产业的特殊产品，是填补中国空白的项目。它对长影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的拉动，将起很大作用。
第八，在用工制度上，实现了企业化、市场化，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员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记者：这8年改革最艰难和最核心的是哪部分呢？
赵国光：人员问题，其中包含着用工制度，是长影生死攸关的大事，也是长影改革的核心。到1990年代初，长影已经膨胀到4000人，2000在岗人员，1000离退人员，1000大集体人员。这么多人，又都是固定身份，加之电影走向了市场，一时更难适应，长影陷入了困境。一是养不起。不用说生产资金，就是工资、医疗、取暖也难以保证。二是养不住。大批艺术人员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自谋生路。三是活不了。有限的一些资金用于养人，维持日常开支，无力投入到生产领域。长影陷入苟延残喘的状态。
记者：长影改革现在在社会上争议很大，那么怎么判断长影改革现在所处的阶段？
赵国光：党和政府没有让长影自行消亡，长影人也不甘于自我毁灭。1998年，长影启动了改革，历经8年时间，长影完成了由事转企和国企改制的几乎全部的任务。8年时间，完成了8项任务。原计划3年完成，但是条件不具备，没有实现。这也说明改革的艰难。现在长影就是处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将要转向二次创业和投入主要精力进行大发展的转折时期。
记者：但是，关心长影的人们还是要追问这几个敏感问题。长影真的不拍电影了吗？拍不出好电影了吗？
赵国光：“电影是商品，长影是企业”，长影在电影的创作上坚持“小成本精制作”和“思想深刻，视角独特，人物鲜活，关东风格”的制片方针，并在投资上实现主体多元化。近七年来，长影拍摄出了一大批风格迥异、色彩斑斓的电影作品，其中《男妇女主任》、《竞选村长》、《毛泽东与斯诺》、《巧凤》、《眷恋》、《灿烂的季节》、《七品知县卖红薯》等，均在全国“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和“百花奖”中获得奖励。
记者：长影和国信的关系为什么在这场改革中受到了人们格外的关注和解读？国信是靠长影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发达吗？
赵国光：长影集团出让的21公顷土地是按照法规交给了长春市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收入3亿元。政府又按照法规拍卖，国信集团以3.2亿元购得。进入长影老厂区进行拆迁工作的是政府的土地部门，而非国信集团“扒厂”。
此前，长影与国信集团合作开发过两块土地，长影应受益的6000万元早已进账。
记者：你怎么能保证长影的领导班子成员在和国信关系上的清白？
赵国光：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们没有拿过国信一分钱的回扣和一份股权。
记者：长影的历史和传统很大一部分保存在长影各个时期的珍贵资料中，这些财富遭到了遗弃和贱卖吗？
赵国光：近两年，有员工反映长春市地摊上有长影的不同年代的资料。我们不排除个别员工自己手中保存的资料私下处理过。我们组织人去市场上收购过。下一步，我们还想开展征集活动，回收个人手中的有价值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