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张艺谋与巩俐再度携手的《归来》在汉试映，与此前在上海试映反响相同，这部电影在武汉媒体圈内也获得了两极评价。 
　　在本报记者看来，《归来》的确是张艺谋与巩俐在1994年《活着》之后的最佳作品。没有浓墨重彩的颜色和符号，没有充满想象力和象征意味的民俗场景，没有他们之前合作的作品中那几乎满溢而出的激情，《归来》进入了静水流深的阶段，却印证了谁才是张艺谋最初与最完美的缪斯。同时，影片与现实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归来》中的两位主人公，是另一种意味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两极评价： 改编的缺与满 
　　时长近两个小时的《归来》，让一些记者哭光了一包纸巾，红着眼圈说：“世间最伟大的爱情，莫过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有看过原作《陆犯焉识》的同行对改编表示失望，认为大量敏感情节的删减，让两人在重逢时的情绪捉襟见肘；还有部分观众抱怨：“节奏太慢、故事沉闷，只有巩俐姐和道明叔的演技可以看了。” 
　　《归来》里删掉了陆焉识与冯婉喻在民国的过去，省略了他在“文革”中被改造的原因和残酷遭遇，还欲盖弥彰地让“婉喻”更名成“婉瑜”……这都是原著党诟病之处，那些刺痛人心的内容，在电影中似乎消失了。 
　　但本报记者并不认为《归来》在送审后做了多少妥协，毕竟铺天盖地的哭喊并不是反思的唯一表现形式，而驰骋沙场多年的张艺谋对这类题材的尺度心中有数。这部电影中，其实轻描淡写地道尽了当时的种种异状，有人被侮辱被损害，有人妻离子散十余载，有人在重压下自杀，有人明明是加害者却自认是受害者……而当被女儿出卖的陆焉识，在几年后面对自责的丹丹，微笑着说“我知道”时，观众受到的触动其实远远超过画面的刺激。 
　　陆犯焉识： 父、夫的失与得 
　　涉及到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时，具有象征意味的“父亲”一直是绕不过去的美学课题，张艺谋的电影里这一形象不断变化。《红高粱》里英雄式的“父亲”是子辈的信仰、民族的象征，《菊豆》中上演两次“弑父”，书写了伦理和秩序的崩塌，《秋菊打官司》中的“父亲”在现代法制与传统人情间面临两难…… 
　　张艺谋在《归来》里，陆焉识与女儿丹丹，正是“文革”中两代人的代表，他们一家人的境遇，也许是无数“父辈”与“子辈”在极端情境下决裂又和解的缩影。陆焉识在女儿丹丹三岁时就“犯错”被送去劳改，一走就是十几年，所以成长期“无父”的丹丹顺理成章地找到了新的目标——成为《红色娘子军》女主角吴清华。当突然出现的“父亲”与这位“红色偶像”冲突时，她毫不犹豫做出了选择，先是坚决跟陆焉识划清界限，后直接向组织出卖了他的行踪，因为这位缺席了的“父亲”无法带给她安全感，反而危及到她的前途。不过当“文革”结束后，陆焉识的身份被正名，并被证实是无辜、无害的，女儿立刻迎接了父亲的归来，她羞愧地坦白当年犯下的错误，并努力在父母间穿针引线，试图将破裂的亲缘关系缝合回来，而身为父亲，唯一的选择就是一笑而过，原谅并遗忘子辈的无知。 
　　作为“夫”，陆焉识却一再陷入失语中，他做出种种努力试图回归家庭，奈何总会有人被灾难留下后遗症，影片中冯婉瑜因受刺激过大，已无法认出眼前人正是自己苦等多年的爱人，甚至组织的保证都无法让她安心。对于冯婉瑜，“夫”被永远定格成了墙上的照片，和将在本月5日下火车的那个人，绝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于是出现了结局处荒诞又不乏诗意的画面：多年之后，陆焉识站在冯婉瑜身边，一起等候“陆焉识”归来。 
　　陆犯焉识，其名实际上比“婉喻”的喻更具意味。对于在影视作品中缺席的“文革”，以及那些亲历者的伤痛，往往无人承认，或语焉不详，他们正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归来》在伦理题材与爱情讲述中传达了张艺谋“归来”的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