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银幕将让我们有可能对共和国以往的岁月，作一番激情的再回首。这其中会有让我们没齿难忘的经历，会有令你血脉喷张的故事，有教人无法不长夜掩涕以及深刻反思的历史。而没有想到，起头的竟是一部关于知青的影片：《高考1977》。上影集团大概本来是要将这部片用于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年是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作为共和国的一段痛史，也是共和国的一段转折史，影片叙述的故事，恰恰可资作一别样的对于共和国的纪念。
不论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还是纪念共和国六十周年,影片所承载的意义与价值都一样凝重。《高考1977》讲述的既是1977年那段逆转一代人命运，也是共和国命运的故事，也是当时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知青的命运史。从某个角度上说，后一点更加强烈。因为1977年的恢复高考，远不只是改变知青的命运。恢复高考有比改变知青命运更高的意义，它是中国将掀开改革开放年代历史的重要举措，是当时结束文革、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重要举措。而影片没有展开更广大的历史背景，只是将笔触集中于知青命运的改变上。毫无疑问，由于知青的命运集中表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巨大伤痛，凝聚着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的悲情，今天回顾它，我们依然感到痛入心髓。所以，将它搬上银幕，比之泛泛地回忆当年国家转折那段痛史，更会使人感触良多，而勾起我们强烈的共鸣。
影片的这种处理，应该说是艺术规律使然。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它更多的是一部知青运动的绝响。以革命的名义，知青运动最终走向了人性的反动。那一段岁月，有纯真，有理想，有激情，更有灾难和悲剧。以我下乡的经历作证，在“战天斗地”“学大寨 ”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我们用十几二十岁的青春去作给共和国的奉献，而没有收入的概念，没有休息的自由，没有上学的权利，最终是没有选择个人出路的机会。我们的社会就这样以知青的牺牲，也以当时全国人民的代价，集中地为共和国的发展付出了最大的机会成本。而人的生命、人的价值是无法也不能够以任何名义去做冰冷的践踏的。
清末的变革是迫于外部的压力，1977的变革，则是基于内在的冲突。《高考1977》远没有写出当时深刻的激烈的社会矛盾。今天，能够参加那场高考的知青仍然怀念邓小平，就因为是邓小平最先看到了一代人的没有出路，就是中国国家的没有出路。我所在的农场，到了1970年代的中期，已经堆积了太多的矛盾，人们感受着命运的悲哀，一万多人的农场居然有一百多个精神病患者。我所在的分场，有跳楼的，有上吊的，有偷渡去香港被押解回来的，有连续奸污女知青然后自杀的。一个夏日的收工的傍晚，我曾和一位老红卫兵、老知青走在农场的江堤上，迎着江风和惨淡的红霞，我问他真理究竟在哪里？老红卫兵对我说，在我这样的年纪时，他也这样问过他的老师，老师告诉他，真理要靠自己去找，谁也无法告诉你的，所以我现在也只能这样跟你说。
半年后，高考开始了。那天的清晨，农场的每一条道路上都是奔向县城中学的知青的人流，我们坐着牛车、马车、拖拉机，从山路，从江边，从田间，从茶园，奔向每一个考点，奔向自己人生的那一次转折，也是国家命运的一次转折。
三十多年灯灭鸡啼，那个难忘的清晨却永远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它带着一种历史的穿透力，时刻在拷问我，今天，我们忘记了这一切，忘记了青春的苦难，忘记了共和国的历史，忘记了对祖国、岁月和故友的承诺了吗？有多少故事我们不希望它重来，不可以重来。但在重温它们的时候，在我们面对银幕往事历历在目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冀望，愿以过去岁月的名义，公正、自由、平等和真爱永远属于我们的人民。
旋律到了情感净化的安魂曲，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历史的穿透力就变成了人性的穿透力。诚然，《高考1977》的这种力量，还需要有知青经历的人们的回忆去补充，能不能很好地发行这部影片，需要发行工作者有很高的热情及艺术的触觉。有一种记忆我们称之为“集体记忆”，不仅《高考1977》的发行需要调动这种集体记忆，纪念建国六十周年的影片的发行，同样需要调动这样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将是深刻而崇高的，深沉而豪迈的，深情而向前看的。同时，最难做到的，也许是让我们的儿女辈能够接受这批影片。因为他们生活在今天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也许还因为我们的影片太陷在故事的特定情景里，而缺乏超越时代的感情魅力。
成功的影视艺术是那种超越情节和环境，而带着观众走向人类感情王国的作品。这种作品是可以让不同年代、不同国别，甚至不同宗教的人们都能接受的。恰恰在这些方面，当代影视正在取得日渐丰硕的成功。比如《海角七号》中环境的阻隔与男女的真爱，比如《士兵突击》中个人的奋斗与战友的深情，还有《非诚勿扰》里纯真如何征服玩世不恭所透现的美好人性，等等，就都具有某种覆盖特殊生活经历，因而也覆盖普遍人性生活的特征。我们期待纪念建国六十周年的影片在感情的深度与广度上有更多的开掘，因此也在灵魂的深度与广度上也有更多的开掘。舍此，电影家做不到成为人们灵魂的净化与升华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