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地址：http://www.hecaitou.net/?p=6060
谈起贾樟柯来就让人叹息。
最近，贾导上了新闻头条，俨然有爱国者风范，让人觉得很是陌生。回想他拍摄的《小武》，既没有讴歌美好生活，也没有讲述一个失足青年的可喜转变，就是讲述了一个落寞孤独的小镇混混的真实生活状态，显然与主旋律并不合拍。再看他的《三峡好人》，面对历史教科书将来都无法回避的宏大工程，他却用一本电影去讲述普通人的聚散离合。镜头里看不到对新金字塔的赞颂，反而处处流露出淡淡的哀伤。不能说是明目张胆地放毒，起码也算得上是所谓“调子低沉，反应了导演对社会伟大进步的明显消极抵触情绪”。
这样一个人，变成了这个样子，自然让人觉得很讶异。作为导演，受过北京电影学院的完备教育，贾樟柯不可能不知道国家、政府以及政党的区分。事实上，他以前的作品里区分得非常清楚，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现在的贾樟柯。如果贾樟柯一早就是那个“艺术无国界，艺术家却有祖国”的家伙，连国家政体都区分不清，大概今天也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了。我这么说，并非是在讲糊涂就会无法扬名立万。而是说在导演的高位上，早已经被一群抢先数盲的家伙所占据，贾樟柯后知后盲，有所不及，自是无望。所以，贾樟柯辛苦多年，终于站住脚根，用自己的作品谋得一席之地。
退出墨尔本电影节，其实在理路上大大不通。这边大声抗议，愤而退出，那边顺势独占讲台，为所欲为。而举世为之关注，世人因此而仔细倾听，所以退出之举显然并不明智。对于外部世界而言，无非又多一例证：中国人蛮顸固执，不肯沟通。因为别人多见对话与辩论，习惯在观点碰撞中寻求真知。导演没有官方身份，即便要表态，也更具说服力。贾樟柯又不姓秦，何必如此决绝？真是爱国者，当为国家诉说。如何空出讲台，让国家的敌人大肆宣讲？
不过都可以理解。易地而处，如果你我经过十多年打拼，终于有了尺寸之地，自然得陇望蜀，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为更多人看到，自己的电影能够获得更多投资。肉体都需要伟哥，何况艺术上的追求？所以，此前我们已经看到贾导明确多次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是艺术片导演。他很清楚地知道，再艺术片导演下去，就无法成为大片导演，晋升主流导演之列。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他也直言不讳地说，想获得更多资金上的支持，以及更多院线发售的机会。所以这一次他如此乖巧，完全可以理解。贾樟柯也是人，也需要吃饭，而且也想大碗吃饭。
悲哀之处也就在于这里。贾樟柯和贾樟柯同一代人具有导演的技术，却不幸处在一个平庸乏味的时代。贾樟柯36岁拍《三峡好人》。张艺谋36岁时已经有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的金牌摄像头衔，《盲井》《老井》东京影帝的称号，并导演了代表作《红高粱》。而陈凯歌36岁时已经是《黄土地》、《孩子王》、《大阅兵》的导演。等到43岁时，张艺谋拍出了《活着》。42岁时，陈凯歌拍出了《霸王别姬》。贾樟柯到40岁出头的时候，能拍出什么影片来？列举这些无聊的年龄数据，是想说明一点：张艺谋、陈凯歌的崛起，大时代背景都在狂飙激进、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90年代前期。而贾樟柯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大时代，所以即便个人技术再好，观念再新，也很难在一个温温吞吞的时代里有所作为。他是否采取合作的态势，是否改变自己的线路，于事无补。
更大的悲哀在于，贾樟柯的个人发展经历上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具有天分和才华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如何一点点被现实所驯服的。导演本身是一项妥协的工作，向投资人妥协，向演员妥协，向编剧妥协，向天气妥协，向灯光妥协，向道具妥协，向剪刀妥协。但在一切妥协之中，向主流妥协，向大片妥协，则是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妥协。当初所有的不妥协，乃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有妥协的条件，去接受主流的趣味和喜好，去争取肯定和支持，这是最具讽刺性的一幕，也是最值得悲哀的一点。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大匠之所以是大匠，有些时候真不是才华上的问题。
贾樟柯曾经说过那样温暖的话：“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如今想来，这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现在的贾樟柯，也许快要成为撞倒人的人了吧？急匆匆走在回家吃饭的路上，又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