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限价不是不可以，限高还是限底却是不折不扣的管理艺术，划定了七折的最低底线，出卖了普通电影观众的利益，受保障的又会是谁的利益呢？
对影院的“偷漏瞒报票房”产生的各种利益流失，相关管理部门的作为是就“低”不就“高”，不是对院线采用合理的管理方式，而是在票价上限制最低额度——看起来是义正言辞地维护国家利益，实则不过“趁火打劫”，观众必须付出高额票价，才能让电影票“保值”、才能让既得利益者的腰包别瘪了下去。
电影也是一种资源，可以等同于石油、烟草或者银行，外国资本虽然也以各种形式进入到了中国大城市的电影院线中，但却在经营上受到电影局等行政监管部门的严格管制，市场在某种程度完全不起作用，院线也顺势通过电影票价将各种压力转嫁到观众身上，看起来一派繁荣的中国电影市场实际上僵化到了出台“最低票价”的闹笑话的地步。
如果说，“七折”的底线是物价部门划定的还能够姑且理解，以管理“意识形态”为主的电影局出台电影票价的限定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现有的中国电影分成制规定，“如果一张电影票以100元计算，这100元里要上缴国家电影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5%(5元)，上缴营业税3.3%(3.3元)。以上两项支出后，剩余91.7元才由影院(院线)、制片(发行)方瓜分”。限价七折的政策目的最终是保护5%和3.3%的利益不受损害，观众在咒骂高票价时往往将矛头对准院线和制片方，两者也只能打掉牙咽到肚子里。
所有分账的人都要靠观众掏钱买票达到目的，管理者很清楚自己能够掌控的资源是什么，出台《意见》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发行方和影院有毛病，需要制度上的调整和规范，但代价却要观众承担，出台限价“七折”不是“艺术”，又能是什么呢？
在电影院渐次得到观众的回归时，能够进入到电影院消费的无外是两种人，不差钱的或者小资的。两种人带动了中国电影业的勃兴，需要注意的是，按照“二八理论”，所有潜在的电影观众中，不差钱的仅占20%的比例，剩下80%的人群中包含了“小资的”成分，最低电影票设置了门槛将阻止80%的观众少进或者根本就不进入电影院消费，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文化大发展”的目标在电影发展上很难实现既定的目标——大理念和电影票价制定理念彼此是背道而驰的。
对文化资源的掌控如果只是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现世报的结果立马就会显现，反之，中国人口巨大的基数优势会回馈给票房直接的利益，从中小城市乃至中国农村的巨大的电影市场远比十几个大中城市更有诱惑力。杀鸡取卵的做法是短视的，“七折”的底线划定后，互联网免费下载的做法将得到更多人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