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中)和谢有顺(右)在广州出席“文化风云谈”。主办方供图
不少作家选择自己拍电影“玩玩”。朱文放弃了自己的小说，拍了一堆没法公映的电影；李红旗找来作家韩东，演了一部没什么人听说的《好多大米》，诗人尹丽川拍起电影之后比写诗都疯狂，据说生活还因此变得“健康”起来。先锋小说作家马原也鼓捣电影去了，可惜也还没上院线。只有刘震云拍了部《我叫刘跃进》，但反响也一般。
电影人的人文素养有问题
“《二十四城记》为什么想到在情节中穿插大量诗歌，并选择让女诗人翟永明在影片中担任角色？”担任活动主持人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组委会秘书长、诗人欧亚第一个问题，切进了文学与电影的主题。
文学作品和电影艺术的契合点在哪里？贾樟柯谈到自己的体验：“在(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场讨论，有人说，电影要跟文学离婚，要甩掉戏剧的拐棍，因为电影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在整个中国电影教育里面，这种想法造成了很大的后患，虽然电影人逐渐好像也是从事创造性的艺术工作，但是人文素养变得非常有问题。”
为形容这种有限，贾樟柯说起自己读北影时谢飞教授的一句话，“中国电影总体的思想质量只相当于地摊文学”。
导演对小说失去了判断力
谢有顺和贾樟柯都说到了文学对电影的影响力。在贾樟柯记忆里，今天能留下的电影，大多有一个文学的母本，“比如《黄土地》是散文，《红高粱》是莫言的小说，《大红灯笼高高挂》是苏童的小说，整个第五代导演的思想和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托了文学思考”。
谢有顺也说，电影影像如果没有文学的基础，深度和广度都可能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哪怕不是很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可能改编出一部优秀的电影。不光是电影，改编来自好小说的电视剧，也往往比较有深度，比较严密”。他特别举了张艺谋的例子：“他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作品，往往改编自小说，而后面带有更多商业色彩的大片，在情节、人物性格、对话上，都会出现漏洞百出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当代导演不更多地从文学中吸取营养，是否因为当代文学不如以前？贾樟柯认为，这并不是说现在的作品不比以前了，“以前一部《人生》全国人民都在读，现在要找到好的作品，需要巨大的阅读经验，但是当下很多导演却对小说失去了判断力，于是错失了提高电影文学性的机会”。
文学迎合影视多半会失败
中国电影文学性的薄弱，也让不少作家“看着着急”，不少作家选择自己拍电影“玩玩”。朱文放弃了自己的小说，拍了一堆没法公映的电影；李红旗找来作家韩东，演了一部没什么人听说的《好多大米》，诗人尹丽川拍起电影之后比写诗都疯狂，据说生活还因此变得“健康”起来。先锋小说作家马原也鼓捣电影去了，可惜也还没上院线。只有刘震云拍了部《我叫刘跃进》，但反响也一般。
贾樟柯对这些做法都持正面的态度，说是“很多作家都是想让中国电影更加活泼。”不过谢有顺觉得，别以为有文学上的优势，就一定能做好导演。因为电影艺术是一个综合的艺术，“有一个导演跟我说过，有个编剧写到一个情节，说一个人很痛苦，走到野外去，他的后面是一片皲裂的大地，导演说，我到哪里找这一片皲裂的大地？你写句话容易，导演只能根据当时的情景临时改剧本，“做导演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做事务和协调人际关系，只有少部分精力在关心思想艺术问题”。
而对于有些作家热衷于迎合影视欣赏习惯，在作品中注重画面感、镜头感的做法，谢有顺分析说，这样的迎合多半是失败的，因为导演对影像的观点跟作家不一样，哪怕是一首散文诗也能拍出一部很好的电影，而文字有文字自身的规定，这样的迎合可能增加了画面感、可读性，但是只是电影可怜的附庸。
不会讲方言的人是个悲剧
方言已经成为了贾樟柯电影里独特的叙事语言，《二十四城记》里面同样夹杂着各地方言。这会不会让听惯普通话的观众产生距离感呢？
谢有顺自称是方言的热爱者，他认为普通话适用于公共的表达，但方言是一种“柔软”的、属于个人的语言，正如贾樟柯所认为的那样，人用方言表达感情的时候可能是最没有障碍的，最感性的。
谢有顺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方言中保留的个人化的思维。有一次，他穿西装回家，母亲问他西装多少钱，他说1500元，他的母亲的回答是：“3头牛啊。”“她一定要把钱转化为牛，这让我浑身不自在，那衣服都不敢穿了。”他感叹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多一些这样柔软的词汇，我们的世界也会变得柔软一些，这是一件好事。一个人如果一生不会讲一种方言，这是悲剧。”
本报记者蒲荔子 实习生 范晔